近两年，九零后作家作为一个年龄上最具优势的群体，集文学杂志和评论家的各种偏爱于一身，同时在世界文学遗产的继承上，又以新世纪更开阔的文化视野，获得了明显优于解放后、改革开放前出生的几代作家当年的条件，而吸纳了更全面的营养。本文即对这部分作家所面临的社会生态进行分析，并对其中部分作品进行扫描。

一、当下文学创作的社会生态

当代国内文学，在专业领域外迄今为大众所知者，仍是八九十年代成名那一批。80年代国内总体基础薄弱，但逐渐步入一种一切都值得展望的生机勃勃的状态，这种时代的精神气象催生了文学上的勃发气象，此其一。其二，彼时大众的娱乐形式单一，电视还未普及，网络更是未生事物，无论城乡，人们偶尔看个电影，精神生活的空档较大，这就为严肃文学作品向全社会的渗透提供了足够广阔的空间。

文学杂志是文学作品的重要展示平台，当下的网络文学、流行影视文化产品强势地争夺着读者与市场，严肃文学被挤进日渐狭小的领域，成为小众化事业。

与之形成反衬的，却是近年来各种级别的文学奖项和政府扶持项目如雨后春笋，令人目不暇接，尤其2016年底，全国文代会和作代会召开以来，各文学期刊纷纷出招，通过微信投票等方式扩散影响，通过大幅度提高稿酬等方式激励和奖掖创作，似乎在刚刚经历过一轮严酷的市场经济考验和生存碾压后，众多文学杂志重又获得新生的机遇，进一步说，国内文艺创作又迎来了新一轮春天。但必须强调一个事实，就是文学巨著的诞生，从来无视重赏之下必有勇夫的逻辑，同时单一体制的规范之下，小说的敏感尺度究竟能放到多大——除作者自身局限外——这又将多大程度地影响到作品的深度与厚度……综合种种，都是新一代作家无可回避的现实，这代人想尽快成长起来，需要克服的障碍其实太多。

目前来说，九零后普遍被诟病的，是作品不够接地气，在人们的习惯性认知里，九零后还是一些没长大的孩子，缺少足够的生活体验和写作技术上必要的磨炼。这可能与现代独生子女为主的一代人的集体晚熟相关。但检索可知，不说那些早慧著称的骆宾王、法国的兰波等，一百年来，海明威写出《太阳照常升起》时26岁，加缪写成《局外人》27岁，川端康成写出《伊豆的舞女》26岁，索尔·贝娄写《摇来晃去的人》时29岁，马尔克斯写出《落叶及其他的故事》时只有19岁。

国内80年代出来的那批知名作家，王朔第一次在《解放军文艺》上发表作品时20岁，贾平凹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时26岁，莫言写出《透明的红萝卜》时29岁；张炜写出《古船》时28岁。大器晚成者自然有，但无法忽视另一个规律，一个优秀的作家，其最好的作品经常出现在他真正成名的前夕，而不是以后。所以，九零后若有佳作奉出，目前来说真不用再意外和惊奇。

二、对部分作品进行扫描

有“文坛教父”之称的李敬泽曾表示，“如果我们实在忍不住要把一个人群仅仅凭着他们都出生在那十年而命名为‘90后’的话，那么，我拒绝演绎而期待归纳，我要看看一个个的人。”因为那一个个的人，正日渐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之中。以我看过的部分作品论，庞羽的《福禄寿》、崔君的《金刚》和孙鹏飞的《双刀》等，都富于浓郁的生活气息，显示出作者对现实生活深刻的理解和把握能力，以及细节上逼真的表现力。

1、强大的写实性

先从崔君的《金刚》说起，用张清华教授的话说，“这是一个感官鲜活和枝节茂盛的小说，是一个饱蘸水分的故事。”小说从第一人称的“我”，也即金家超生的三女儿五万的角度，讲述了一个挨近矿山的村庄里，多年来几个家庭间围绕一颗鸟蛋大的金刚石发生的故事——金刚是什么呢？最昂贵之物，代表财富也勾动欲望；最坚硬之物，几乎是无坚不摧；又是最容易毁损之物，它的化学成分就是碳，经不起一场焚烧；还用于佛教里的顿悟之喻……当然这些跟作品本身关系不大——总之它什么都是又什么都不是。

小说的叙事从一开始就显出恣意汪洋而信息繁密的特征，“当我成年后回头去看鱼水村，耳朵里一阵又一阵的风声呼呼传出来，风携带着石头、鳞片和落叶吹过贯穿村子南北的土路，暴雨骤降，土路才停止扬尘。”“我父亲得梦游症时，一个有月亮的夜晚，他借着月光把公墓的碑文密密麻麻抄写在他的笔记本上，回来表情木讷地把本子交给我的母亲，然后睡下，醒来后一无所知。风吹拂坟头压着的火纸，哧啦声在黄昏将近的寂寥中显得更加清晰而辽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