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4月11日，王小波去世，他不仅留下了丰厚的文学遗产，同时也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当代榜样。

许多作家在世的时候，文本就变成了死水，不再有流动的生气。而王小波的词语之波总在冲刷着读者，在他面前的我们感到了自己的干枯。今天那么多的作家文本与世间痛痒无关，但王小波带出了罕有的情思，在那文本里有着我们觅而不见的智慧，那些自嘲、戏谑的词语，忽地使我们意识到自己还是不会飞动的笼中之人。阅读王小波的时候，我们常常要笑起来，他那么漫不经心，却又沉浸在思维的愉悦之中，谈笑间一面面老朽的山墙轰然坍塌，我们因之而瞭望到屋外的风景。他不在酱缸文化里纠缠着恩怨情仇，而在告诉我们可以到另个开阔而朗然的地方。不需要虚伪的词语，远离功利之途，在弯曲的野径通往的是自然而又智性的世界。

《黄金时代》中的王二、陈清扬已经成为深刻于人心的人物，他们在一个荒诞的岁月以更荒诞的方式回应着一切。这些在预设的意义轨道之外的陈年往事，竟然获得消解无聊时光的意义。小说的叙事方式异于我们的浏览习惯，作者在情节的安排和表述里，融进许多逻辑的因素，缠绕间亵渎了世间的伪善。只有经历了对于传统小说的消毒之后，才能够注意起它的好来，奚落和自嘲的句子，把我们从空幻的话语中拽出，进入了另一天地。他的表达方式属于异类的一种，五四后很少见过类似的模式。我们有过感伤绝望的文本和反抗的文本，后来不幸在本质主义中变成教条。《黄金时代》的叙述完全阴阳颠倒，他在近于玩笑的笔触下描述曾经的经历，把一个神圣的话语颠覆掉了。而且在慢慢适应他的词章之后，没有猥亵的感觉，反而生出一种自省的庄严，原来我们以往的许多书写显得那么虚假。这种反本质主义的样子，恢复了我们写作中的某些元气。

有意思的是，王小波在感性的表达里，一直被一种逻辑的力量控制着。我们看出他分析人物心理与社会生活的能力。作者以诙谐的口吻叙述那个怪异里的人与事，逻辑的运用自然，但这逻辑并不枯燥，因了滑稽的介入，变得生动起来。我们在他笔下的诸多的故事里，没有一丝邪恶的感觉，反倒看到了对于虚无的冲击。这个有趣的作家以人的身体经验抗拒伪道学的遗风，那些被凝固化的词语被他一点点溶解了。他的许多小说都和我们的传统有别，想象的奇异似乎也破坏了作品的某些结构。但那些不同于常人习惯的书写给我们以纠错的喜悦，读者从超乎日常而古灵精怪的情节里看出了人性的另一面，而传统小说没能全部领会这些藏于深处的因子。对于读者而言，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神奇的引领，我们由此看到了现代审美意识的变异之趣。

在许多作品里，他嘲弄了假正经的文化里的各种病因，且以诙谐的调子摧毁了我们头脑深处的思想河床。他吹动的恶音时常缭绕在文本的缝隙，但也因之把我们从妄念中唤出，意识到自己在一片雾霭之中。世人以为的绿色在他那里是昏暗的，而恰是这样的差异，那些被遮蔽的本然才有了意义还原。我们在他朗然的笑声里流出了眼泪，悲悼着失去的青春的同时，也悲悼着那些熟悉的言语。假如不放弃那样的言语，我们的艺术思维，将永远处在混沌的世界里。

王小波的美学思想是值得我们细细打量的遗产。这位狂狷的作家对于写作者的期待是对于读者的冒犯，以异样的笔触引人到未有的风景里，从而试炼人的灵魂。所以，他的作品让麻木于道学的读者感到不适，阿Q式的幽魂受到嘲笑。能够看到，他处处远离幽闭性的艺术，在文学世界，主张写作应飞离地面，把人从世俗社会引向高远之所。我们看他点评现代以来的作家，视角每每与世人反对。他觉得张爱玲囿于屋檐下的恩怨，有一种窒息的感觉弥散。而杜拉斯、卡尔维诺、奥威尔则让他有着兴奋之感，因为作者谙熟世俗，又能够超越世俗，这恰是中国文学未能发展的一面。他把理性的资源和诗意的资源结合起来，便有了异于感伤主义和本质主义的歌咏。

于是我们在其身上看到两种元素，一是夸张的奚落，一是恶搞的明辨。他清楚于两者的价值，也把自己置身于这两种相反的维度中。典型的例子是《红拂夜奔》，小说跨越当下与古代，隋唐之人与当下之物往返在一个时空，今人之思、古人之迹浑然一体。他借着李靖、红拂、虬髯公、王二，嘲笑了古老帝都里的精神秩序，荣辱恩怨、生死之辨、苦乐之音，被狂欢的笔致所点染，那些被道学家叙述的伪态的历史，被不雅驯的文字亵渎了。小说写那些陈年往事，都在诙谐的调子里，邪恶被渐渐还原，爱意却隐于深处，一面是对故事的拆解式的叙述，一面是超逻辑的辨析。妄想、诡辩、呓语联翩而至，像是中国版的《巨人传》，演绎的是对于人的记忆的另类新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