陀思妥耶夫斯基患有癫痫症，一生都未脱离这一折磨，只不过在他的笔下，那些发病时的场景和感受反倒使他进入不同于平常、也不同于别人的异常体验。他将这种体验形容为幸福的。除了癫痫症，他也经历过被监禁、被流放，在《双重人格》被文学评论界诟病后还曾一度患上严重的忧郁症。

陀思妥耶夫斯基（1821年11月11日—1881年2月9日）。

每个人都可能在不同程度上遭遇一种或多种坎坷，而作家也一样。不同的是，他们往往更为敏感，而且都会书写非同寻常的心路历程。这些人生经验都以不同方式体现在作家的创作中。所以，命途多舛和饱经沧桑显然并不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独有的，然而，并不是每一个身经忧患的人都能像他那样深刻地反思，并借助信仰完成对复杂人性洞幽烛微的探索。陀思妥耶夫斯基总是被命运从人生惬意的舒适区拉出来，不断地进行突破和超越，最终达到难以企及的思想高度。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诞辰200周年之际，书评周刊推出专题《碎裂而尖锐的灵魂》，纪念一位作家的诞辰，纪念一位人类命运关注者的诞辰，还有他的癫狂、激情以及对苦难的反思。

陀思妥耶夫斯基所经历的每个命运攸关时刻，都进入他的人生思考，形成他对人类命运的整体性观察。他深切关注人类命运，在二律背反的存在中发现人，也在这种悖论中看到人所面临的危机，参透人生的苦难，并层层深入地揭开人之存在的奥秘。

本文出自11月5日专题《碎裂而尖锐的灵魂》的B04-B05。

阴暗中的明亮乐观

陀思妥耶夫斯基描写了现实中人所经历的种种悲剧，呈现了一幅幅骇人的罪恶场景，因此被认为是晦涩阴暗的作家。然而，细读他的作品，深入研读他的人生经历，就会发现在这些阴暗的图景中，作家关切的是人的存在境界，是深陷迷惑中人的命运。其作品在深重的苦难背后，有着虽曲折却不断上升的精神运动，也因此，他被越来越多的人称为光明乐观的陀思妥耶夫斯基。

莫斯科陀思妥耶夫斯基博物馆内的展品中，有一张作家的出生证明，夹在厚厚的册子中，里面记录的都是这家为穷人开设的医院中出生的孩子的姓名，他父亲就是这里的医生。仿佛是命运的安排，他的人生的开始就与穷人保持着血脉联系。无独有偶，他的处女作也是以《穷人》命名的。而作家最后一部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的标题，也呼应着作家关注人类命运的主题。“卡拉马佐夫”在原文中有着肮脏、污秽的意思，这也赋予小说一种象征意义：人类都出自污秽肮脏的土地，但都为骨肉兄弟。如《一个荒唐人的梦》中所言：我绝不相信罪恶是人的正常情形。人需要借助苦难，涤荡自我，重新组建爱的共同体。

《卡拉马佐夫兄弟》插图。

还是从他人生和创作的分水岭说起，就是他所经历的灾难性事件。1849年，他因为参加激进的政治组织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而被逮捕，先是被判死刑，后被改为监禁和流放。他所经历的戏剧性死亡场景，在人看来是极大的不幸，但却成为他人生的转机，使他摆脱此前的精神危机，进入到充满生机的全新人生。此前，在处女作《穷人》发表后，作家曾得到评论界的高度赞扬，年轻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也志得意满，进入彼得堡文学圈子。

但好景不长，随后发表的《双重人格》，却遭到评论界的不解和诟病。作家因此陷入到人生低谷，经历了创作危机，并得了严重的忧郁症。是彼得堡的监禁解救了他，让他认识到，生命并没有随着外在事件的变故和他遭遇的荣辱而丧失，反倒是让他看到了真实的生活，并走出此前所迷恋的种种理论学说。在给哥哥的信中他这样写道：“哥哥，我不忧伤，也不灰心。生命是恩赐，生活就是幸福，每一分钟都可以成为幸福的世纪。”

改编电影《双重人格》（The Double 2013）剧照。

西伯利亚近十年的监禁和流放，成为作家人生的转折点。陀思妥耶夫斯基满怀激情地写道：“你怎么知道，也许，在高处，就是至高之处认为，我需要经历苦役才能了解人生最重要的东西，非如此便无法生活。从这点来说，苦役是有价值的。”苦役有着常人难以忍受的艰苦和磨难，如作家所言：“那是一种难以言喻的、无尽的痛苦，因为每一个小时、每一分钟都像石头一样压在我的灵魂上。”但苦役也为作家打开了更加广阔的人生。在与囚犯朝夕相处中，他对人性的复杂有了第一手的认识，得到源源不断的创作灵感：“这里有深刻、坚强而美好的人物，在粗糙的地壳下找到金子是多么可贵。”这些观察被作家写入到1861年发表的《死屋手记》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