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八年的经历和作为，在郭沫若的一生中具有特殊地位和重要意义。在国难当头的紧要关头，他不仅抛妻别子，毅然从发动侵华战争的日本秘密回到中国，投身抗击侵略者的艰苦斗争之中，而且为了支持全民抗战，他隐忍着对蒋介石国民党的强烈厌恶就任国民政府第三厅厅长，肩负起领导全国文化抗战的重任，并且一直坚持在国统区以最有效的方式发挥其独特作用，直至抗战取得最后胜利。郭沫若八年文化抗战，为我们留下了精神、文学、学术等方面的丰富而宝贵的文化遗产，在纪念抗战胜利七十周年之际，值得认真梳理总结，并深入发掘其当代意义。

一、精神遗产

郭沫若抗战文化的精神遗产，是抗战时期特殊形势、独特处境及其自身文化基因与文化个性综合作用形成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爱国情怀与民族精神相结合。爱国情怀是郭沫若一生体现得最突出的一种情感，他的作品主题，他在人生关键时刻的重大抉择，以及他坚信不疑的终身信念，都聚焦于此。这种情怀，在郭沫若幼小的心灵里潜生滋长，不断强化。早年作诗言志有句云：“伤心国事飘摇甚，中流砥柱仗阿谁？”[1]74隐然有誓作国家中流砥柱的宏大志向。随后负笈东瀛，自言其目的也在于学成之后“报效国家”。[2]97历史的吊诡之处恰恰在于，当郭沫若在日本求学十年、学成回国准备报效国家时，国民政府却因为他参加反政府的革命活动而进行全国通缉，不得已郭沫若再次流亡日本十年以逃避蒋介石的惩罚；当郭沫若在日本潜心学术、日渐远离国内的政治斗争时，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对华侵略战争，把中国推向了灭种亡国的生死关头，赖以栖身的国度一下子成为了祖国和民族的头号敌人。具有强烈爱国热情的郭沫若一刻也坐不住了，他动用国内外一切关系，想方设法躲过特务监视，乔装打扮搭乘外国邮轮回到上海，迅速投身救亡图存的抗战斗争之中。正如郭沫若《在国防的旗帜下》所说“：假如是生在被帝国主义侵略的国家，而那国家又到了汲汲不可终日之势的时候，生在那儿的人觉醒了起来要认真地‘爱国’，那他所当取的必然是反帝国主义的行动。他的‘爱国’的情绪愈真，则他的反帝的行动便愈炽，他是一个爱国主义者同时也就是一个反帝主义者。”[3]274爱国情怀与反对外族侵略的民族精神，在郭沫若的行动选择中得到完美结合。

可让郭沫若最为纠结的是，为了回国参加抗战，他不能告诉日本妻子安娜自己“抛妻别子”的决定以及具体回国打算。郭沫若成功摆脱日本特务的监视回到祖国之后，安娜和子女受到牵连，甚至遭遇拘禁“、笞挞”之苦。郭沫若从安娜的来信中知道这一令他震惊的消息，他深知理智上选择民族大义和反抗侵略而回国，是任何一个具有爱国良知之人所必然，但在感情上不能不有着离别亲人的内心矛盾与深深愧疚。以下这首诗透露了郭沫若此时此景的真实心迹：

相隔仅差三日路，居然浑似万重天。

怜卿无故遭笞挞，愧我违情绝救援。

虽得一身离虎穴，奈何六口委骊渊。

两全家国殊难事，此恨将教万世绵。[4]209

当家国不能两全之际，郭沫若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国家和民族大义，忍痛牺牲了一己一家的安危得失。其义无反顾的民族精神和对祖国的深深眷爱，又一次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

在抗战的艰难岁月里，面对外族对国土的践踏和对人民的屠杀，郭沫若充分利用自己的身份与优势，四方奔走，慰劳前线将士，发表动员演说，筹办救亡报纸，撰写控诉檄文，把他的爱国情怀和民族精神结合在一起，为抗战初期鼓舞士气、稳定民心起到了重要作用。正如郭沫若1937年8月24日发表于《救亡日报》的诗歌《血肉的长城》所讴歌的那样“：爱国是国民人人所应有的责任，人人都应该尽自己的精诚，更何况国家临到了危急存亡时分！”[5]30对于受到外族凌辱的中国人而言，如果不想成为亡国奴，就必须在国家和民族处在危急存亡的时刻，奋不顾身，同仇敌忾，反抗侵略，保家卫国。当此之时，郭沫若流淌在血脉中的爱国情怀，以控诉侵略者的罪行、唤醒全国人民的民族意识和反抗精神为喷射口，斗志昂扬、信心百倍地表现出来。郭沫若在题为《战声》的诗中说过“：追求和平，本来是我们民族的天性，然而和平的母体呢，朋友，却是战声！”[6]29当面对穷凶极恶的外敌入侵时，需要的不是空想和平、高唱民主，而是以牙还牙，用血战保卫国家的领土、主权不受侵犯，民族的平等、尊严不被掠夺。郭沫若抗战爆发以来的选择与言行，受到在国统区工作的中共领导人周恩来的高度关注，他借为郭沫若庆贺五十寿辰，作了这样一番评价：“一旦抗战号响，他便奔回祖国，他的革命热情，也就重新爆发出来了。四年多抗战，不论在他的著作上，在他的行动上，都可看出郭沫若仍然是充满革命热力，保有着当年热情的郭沫若。”[7]448郭沫若此时“革命”的意涵，尽管更多地体现为反帝反侵略，但这与五四以来郭沫若所追求的反帝反封建、建立新中国的革命目标，在根本上是完全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