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问题与方法——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讲稿》这本书中，我谈到当代文学“经典”评定与政治潮流的关系的时候，举了20世纪50年代北京大学中文系1955级学生集体编写教材的例子①。“大跃进”的热潮中，他们响应号召，只用三十几天就集体编写了《中国文学史》（以下简称“55级文学史”），成为当时引人注目的事件。因为初版本的红色封面，更由于其“颠覆性”的激进内容和首创的集体编写的工作方式，当时被称为“红色文学史”（图1）。但第二年的扩展修订版，删改了若干激进的评述，封面装帧也变为黄色（图2）。到了60年代初，周扬主持的文科教材版《中国文学史》则是深蓝色封面（图3），科研体制也由集体协作变为专家的主编负责制。这种封面本非预设的色彩变化，在“文革”期间被解读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博弈斗争的政治象征意义②。

关于“55级文学史”，近二三十年来的学术史研究论著多有提及③。下面的评述，主要是将它作为当代中国的文化事件进行回顾：追溯它发生的社会政治背景，表达的政治/学术目标，编写依据的理念和作为群众性集体学术研究的组织、运行方式，以加深对当代中国知识生产与权力、主流意识形态建构的关系，以及历史事件背后的思想、政治、人事脉络的了解。

一、“拔白旗，插红旗”

“55级文学史”的编写，是1958年开展的“拔白旗，插红旗”运动的组成部分。这一运动在高校，主要是批判代表性学者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并组织以青年学生为主体的集体教材编写。对于这一运动在北京大学开展的情况，该校当年有这样的描述：

自8月初到9月下旬，在还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内，全校共完成科学研究项目四千余个，其中人文科学方面有一千余个……中文系仅在一个月之内就批判了游国恩、林庚、王瑶、王力、高名凯、刘大杰、朱光潜等人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并对右派分子陆侃如、钟敬文在中国文学史方面的反动谬论进行了批驳，前后共写论文将近一百篇。历史系对陈寅恪的唯心主义历史观和治学方法与钱穆、李济等人的反动史学思想以及对外国资产阶级所谓“汉学家”如伯希和、梅园末直等对中国历史的歪曲捏造也进行了批判和驳斥。哲学系对冯友兰的唯心主义哲学思想特别是他在中国哲学史方面的修正主义观点进行了全面深入的批判，共写了将近六十篇论文，对马寅初、贺麟、洪谦、朱谦之与郑昕等人也进行了批判……在经济科学方面，对南共纲领、马寅初的经济思想和徐毓枬的《经济学说史》进行了批判。法律系批判了龚祥瑞、芮沐和赵理海的资产阶级旧法观点和修正主义观点。图书馆学系对刘国钧、杜定友在图书馆学方面的资产阶级观点进行了批判。在批判过程中，齐思和、洪谦、刘国钧等根据自觉革命的精神对自己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也进行了初步检查和批判。④

图1 “红皮本”《中国文学史》

图2 “黄皮本”《中国文学史》

图3 “蓝皮本”《中国文学史》

在五六十年代，物理系和中文系是北大的两个大系，取分分别在文理科最高，不管什么样的“运动”（如“鸣放”“反右”“大跃进”等），也往往走在前列。中文系在一个月的时间里，师生撰写的批判文章就有近一百篇，批判对象既有在本系任教的文学史家、语言学家，也有系、校外的专家。这些论文的一部分，编辑、出版了四辑《文学研究与批判专刊》和两辑《语言学研究与批判》⑤。

被批判的游国恩、林庚、王瑶、王力等先生，是当时有影响力、在50年代也非常活跃的学者。游国恩那本收入《屈赋考源》《楚辞女性中心说》等论文的《楚辞论文集》，1957年刚刚由古典文学出版社出版。林庚的《诗人李白》1956年版权转到上海的古典文学出版社，不到两年时间印数就达八万余册；1957年初，他的《中国文学简史》上卷也印行面世并受到关注。就在批判展开的前几个月，《北京大学学报》还刊登了林庚的论文《盛唐气象》，《文艺报》也发表了王瑶以马克思主义观点批判胡风、冯雪峰的长文⑥。没有想到转眼之间，他们就成了批判对象，成了“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代表人物。对王瑶的批判，导致他自1955年开始担任的《文艺报》编委职衔，从1958年10月的第19期起被撤销。

在运动中，北大中文系的这些先生的学问，被批判为“伪科学”：他们的“文学史著作中，除了大量的繁琐考证和材料堆砌外，就是从资产阶级观点出发，对于古典作家和作品进行歪曲的解释”。在时势的激荡下，学生们确立了超越他们的勇气，并将这一关系定性为对立阶级之间的取代，“决心跟历代的封建学者和资产阶级专家的文学研究的错误观点彻底决裂”，用集体的智慧撰写“内容全新，体制全新”⑦的论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