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八年的经历和作为，在郭沫若的一生中具有特殊地位和重要意义。在国难当头的紧要关头，他不仅抛妻别子，毅然从发动侵华战争的日本秘密回到中国，投身抗击侵略者的艰苦斗争之中，而且为了支持全民抗战，他隐忍着对蒋介石国民党的强烈厌恶就任国民政府第三厅厅长，肩负起领导全国文化抗战的重任，并且一直坚持在国统区以最有效的方式发挥其独特作用，直至抗战取得最后胜利。郭沫若八年文化抗战，为我们留下了精神、文学、学术等方面的丰富而宝贵的文化遗产，在纪念抗战胜利七十周年之际，值得认真梳理总结，并深入发掘其当代意义。 一、精神遗产 郭沫若抗战文化的精神遗产，是抗战时期特殊形势、独特处境及其自身文化基因与文化个性综合作用形成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爱国情怀与民族精神相结合。爱国情怀是郭沫若一生体现得最突出的一种情感，他的作品主题，他在人生关键时刻的重大抉择，以及他坚信不疑的终身信念，都聚焦于此。这种情怀，在郭沫若幼小的心灵里潜生滋长，不断强化。早年作诗言志有句云：“伤心国事飘摇甚，中流砥柱仗阿谁？”[1]74隐然有誓作国家中流砥柱的宏大志向。随后负笈东瀛，自言其目的也在于学成之后“报效国家”。[2]97历史的吊诡之处恰恰在于，当郭沫若在日本求学十年、学成回国准备报效国家时，国民政府却因为他参加反政府的革命活动而进行全国通缉，不得已郭沫若再次流亡日本十年以逃避蒋介石的惩罚；当郭沫若在日本潜心学术、日渐远离国内的政治斗争时，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对华侵略战争，把中国推向了灭种亡国的生死关头，赖以栖身的国度一下子成为了祖国和民族的头号敌人。具有强烈爱国热情的郭沫若一刻也坐不住了，他动用国内外一切关系，想方设法躲过特务监视，乔装打扮搭乘外国邮轮回到上海，迅速投身救亡图存的抗战斗争之中。正如郭沫若《在国防的旗帜下》所说“：假如是生在被帝国主义侵略的国家，而那国家又到了汲汲不可终日之势的时候，生在那儿的人觉醒了起来要认真地‘爱国’，那他所当取的必然是反帝国主义的行动。他的‘爱国’的情绪愈真，则他的反帝的行动便愈炽，他是一个爱国主义者同时也就是一个反帝主义者。”[3]274爱国情怀与反对外族侵略的民族精神，在郭沫若的行动选择中得到完美结合。 可让郭沫若最为纠结的是，为了回国参加抗战，他不能告诉日本妻子安娜自己“抛妻别子”的决定以及具体回国打算。郭沫若成功摆脱日本特务的监视回到祖国之后，安娜和子女受到牵连，甚至遭遇拘禁“、笞挞”之苦。郭沫若从安娜的来信中知道这一令他震惊的消息，他深知理智上选择民族大义和反抗侵略而回国，是任何一个具有爱国良知之人所必然，但在感情上不能不有着离别亲人的内心矛盾与深深愧疚。以下这首诗透露了郭沫若此时此景的真实心迹： 相隔仅差三日路，居然浑似万重天。 怜卿无故遭笞挞，愧我违情绝救援。 虽得一身离虎穴，奈何六口委骊渊。 两全家国殊难事，此恨将教万世绵。[4]209 当家国不能两全之际，郭沫若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国家和民族大义，忍痛牺牲了一己一家的安危得失。其义无反顾的民族精神和对祖国的深深眷爱，又一次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 在抗战的艰难岁月里，面对外族对国土的践踏和对人民的屠杀，郭沫若充分利用自己的身份与优势，四方奔走，慰劳前线将士，发表动员演说，筹办救亡报纸，撰写控诉檄文，把他的爱国情怀和民族精神结合在一起，为抗战初期鼓舞士气、稳定民心起到了重要作用。正如郭沫若1937年8月24日发表于《救亡日报》的诗歌《血肉的长城》所讴歌的那样“：爱国是国民人人所应有的责任，人人都应该尽自己的精诚，更何况国家临到了危急存亡时分！”[5]30对于受到外族凌辱的中国人而言，如果不想成为亡国奴，就必须在国家和民族处在危急存亡的时刻，奋不顾身，同仇敌忾，反抗侵略，保家卫国。当此之时，郭沫若流淌在血脉中的爱国情怀，以控诉侵略者的罪行、唤醒全国人民的民族意识和反抗精神为喷射口，斗志昂扬、信心百倍地表现出来。郭沫若在题为《战声》的诗中说过“：追求和平，本来是我们民族的天性，然而和平的母体呢，朋友，却是战声！”[6]29当面对穷凶极恶的外敌入侵时，需要的不是空想和平、高唱民主，而是以牙还牙，用血战保卫国家的领土、主权不受侵犯，民族的平等、尊严不被掠夺。郭沫若抗战爆发以来的选择与言行，受到在国统区工作的中共领导人周恩来的高度关注，他借为郭沫若庆贺五十寿辰，作了这样一番评价：“一旦抗战号响，他便奔回祖国，他的革命热情，也就重新爆发出来了。四年多抗战，不论在他的著作上，在他的行动上，都可看出郭沫若仍然是充满革命热力，保有着当年热情的郭沫若。”[7]448郭沫若此时“革命”的意涵，尽管更多地体现为反帝反侵略，但这与五四以来郭沫若所追求的反帝反封建、建立新中国的革命目标，在根本上是完全一致的。 第二，革命信念与文化抗战相结合。郭沫若早期的革命信念，既基于对20世纪初叶中国政治腐朽、军阀混战、饱受帝国主义列强欺凌的残酷社会现实之清醒认识，也基于对古老中国几千年发展历史兴衰更迭、分合相继的经验与教训之观察思考，尤其是五四运动经由思想启蒙的文化运动发端，进而逐步形成全社会反帝反封建、追求民主科学的政治目标与社会体制的基本共识，使满腔热血矢志报国的青年郭沫若树立起坚定不移的革命信念，他名噪一时、且对一代青年产生重大影响的新诗创作，他投笔从戎、加入北伐战争和南昌起义军人行伍的行动，显然都是为了实现他的革命理想，是其践行政治信念的具体体现。即使郭沫若经历了五四之后时局沉闷与创作激情退潮的双重思想困惑，但具有浪漫气质与英雄主义理想情结的新型知识分子郭沫若，总是能够很快从心灵矛盾与人生选择困惑中摆脱出来，步入追逐人生和社会梦想的正确道路。显然，一路走来的郭沫若，坚定的革命信念无时无刻不在指引和鼓励着他，这一点起着决定性作用。邓小平在郭沫若的追悼会上代表党和国家评价其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8]3，完全恰如其分，实至名归。 抗战爆发以后，中国社会面临的主要形势与矛盾发生了巨大变化，新民主主义革命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政治目标实现进程被突如其来的日本帝国主义妄图侵吞中国的霸权野心打乱了，全民抗战、救亡图存成为国家与民族的首要任务，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也把实现国共合作、建立全民抗战的广泛统一战线作为工作的核心目标。在此形势下，从日本回国参加抗战的郭沫若，本来受到国共双方的高度关注，他自己也打算奔赴延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做事，但党的核心领导层认为，让郭沫若留在国统区，为促进国共合作、建立抗日统一战线而发挥作用，意义更大。在是否应召去南京面见蒋介石、是否接受国民政府第三厅厅长的职位、以及是否愿意跟陈诚、贺衷寒、康泽等人合作共事等问题上，郭沫若的确表示出了一再犹豫和担忧，感情与理智再次把他推向艰难的抉择。通过周恩来等人做工作和他自己的深思熟虑反复权衡，最终选择了留在国统区，就任三厅厅长之职。但是，从一开始郭沫若就认定，三厅不能成为国民党装潢门面的文化摆设，而是要让它成为宣传共产党抗日主张、团结各方人士形成广泛统一战线、进行文化抗战的重要力量。郭沫若自己清楚，无论从党组织的决定看，还是他本人的情况看，由他来主导全国文化抗战工作，无论于全局还是他个人，都应该是最恰当的。从1938年4月1日三厅挂牌成立，到1945年3月30日文化工作委员会被强行解散，整7年间郭沫若都在国统区负责全国文化宣传工作，中间遇到的困难、艰险、矛盾、刁难不计其数，但他能够不计个人荣辱安危坚持下来，并组织各方力量共同开展了卓有成效的文化抗战工作，对维护抗日统一战线、争取抗战胜利，发挥了不可取代的作用。这不能不说是其坚定的信念、坚韧的意志和为国家民族前途命运而战的理想在支撑和激励着他。郭沫若在抗战期间取得的成功，是其将自己一贯的坚定革命信念与特殊形势下开展好文化抗战工作二者有机结合的结果，这是其重要的秘诀与经验之一。 第三，文化个性与现实需要相结合。被周恩来称为“新文化时代的人物”、“他的事业的发端，是从‘五四’运动中孕育出来的”郭沫若，其鲜明的文化个性特征引人注目。如果说早年郭沫若不满旧式教育逃学闹事、不满包办婚姻离家走出夔门、不满中国文化落后奔赴东瀛求取新知等表现了其与生俱来的性格叛逆一面，那么，经历五四新文化运动洗礼的郭沫若，则更多地注重把个人的兴趣、理想，与时事变化、现实需要、国家利益、民族命运紧密地联系起来，用文学的形式表达出来，用自己的行动努力践行。抗战爆发以后，现实需要对郭沫若提出了新的要求。比如郭沫若回国前夕，已经作好了“投笔请缨”和再着“戎衣”的思想准备[9]44-45，打算像参与北伐和南昌起义一样，做一个奔赴前线的战士，与侵略者浴血奋战。但回国以后，无论是中共中央还是他的友人，都希望郭沫若能够在国统区最大限度地团结文化人开展形式多样的文化活动，动员民众、鼓舞将士，筑牢全民抗战的爱国统一战线，维护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大局。 在此背景下，郭沫若为了现实需要，作出了一系列举世瞩目的改变：在文化个性上，他最大限度地收敛了五四时期极度张扬自我、高呼“破坏”一切现有秩序、强调无政府主义的个人自由等“狂飚”言行，转而表现出更加理智的大局观念、组织观念、群体观念、合作观念，不仅选择了留在国统区，接受了国民政府的职位安排，而且在工作中采取既合作又斗争、原则性与灵活性适当结合的方式，展示出更加成熟、更加理性、更具组织协调能力的文化工作领导者风采。在开展文化宣传的方法上，郭沫若按照唤醒民族、鼓舞斗志的现实要求，他尽量采用奔赴战斗一线、面对各类社会群体直接演讲的方式，发挥他的演讲天赋，营造热烈现场气氛，达到最佳宣传效果。据有研究者统计，自1939年初至1945年4月，郭沫若以抗日宣传为主题的口头演讲就达到50多次。[10]245在文艺表现风格上，为了适应普通民众的接受水平，以及不断强化抗战意识的现实需要，郭沫若大力倡导表现形式的浅显简单，并且需要不厌其烦地加以重复，他在《抗战与文化问题》中阐述了其中的道理：“所谓‘抗战到底，最后胜利必属于我’的理论，的的确确是很简单的，但我们须要有多量的方法来表现这种理论，并须要有多量的机会来发挥这种理论，务使理论化而为行动。对于这种理论的表现和发挥是应该不厌其繁复的。因为理论虽简单，而对于大众并未做到深入而普及的地步，大众既需要简单的理论，而尤需要这种理论的翻来复去的重述。”[11]291就以这篇《抗战与文化问题》的表达形式看，为了阐述文化与抗战的密切关系，以及动员全民抗战的重要性，郭沫若即以人体生病的肌理和正确对症治病的道理进行类比说明，形象生动，通俗明白。 二、文学遗产与学术遗产 之所以把郭沫若抗战时期的文学与历史放在一起分析，视为其留给后世的值得珍贵的重要遗产，是因为二者有着密切的关联，形成一种互相影响、交相辉映的独特文化景观，内中的成功经验也有可以学习借鉴之处。云彬在重庆文艺界庆祝郭沫若五十寿辰及从事创作二十五周年会上所献的祝词中说：“……抗战起来了，郭先生抛掉了商龟周鼎，妻子儿女，跑回祖国来，参加抗战。他早已认清过往的来程，决定未来的去向。所以毫不犹豫，绝无动摇，把整个躯壳，整个灵魂，献给中华民族……他的精神，为反抗的烈火烧得分明。尤其值得敬佩的，他仗着如火的热情来参加抗战，但并未停止他的学术研究的工作……也并未停止他的文艺个工作，他还在写诗，还在写文艺论文。”[12]462意在赞扬郭沫若抗战期间不仅文化宣传工作做得好，而且学术研究、文艺创作也没有被耽误。其实，对于郭沫若这样的具有多面才能的文化工作者而言，在抗战的爱国情怀和革命精神的激荡之下，他的综合才能已经被激发出来，他自己感觉“仿佛二三十岁时的心境和现在的并没有什么两样”。[13]有人认为郭沫若这一阶段进入了文艺创作的“第二青春”。但仔细分析起来，这一时期郭沫若的文艺创作，与五四时期还是有着不少明显不同的。最显著的区别，就是抗战时期的郭沫若，始终把文学创作与学术研究紧密结合在一起，二者互相促进、互相影响。正如《郭沫若年谱》的作者所说“：从文学到史学，从史学再到文学，每每循环往复，几经耕耘，两个枝头上都结出了硕果。”[14]302 在诗歌创作方面，据有人统计，郭沫若抗战期间总共写作了400多首诗，其中旧体诗占350余首，从比例看占到了85%以上，这与其五四时期及随后主要以创作新诗为主明显不同。值得注意的是，今天所见《郭沫若全集·文学编》，反映郭沫若抗战时期文艺创作的作品，主要收集在《战声集》《蜩螗集》中，而其中的作品主要是新体诗，属于这一时期所写的旧体诗，总计不过20余首。但在同卷的《汐集》中，却大量收录郭沫若的旧体诗词，属于抗战时期创作的作品达到200多首。二者相加，总数离350首的数目依然有相当差距。个中原因，也许可以从郭沫若在《蜩螗集·序》中得到部分解答“：这儿所收集的大率写于抗战后期，我自己并没有留稿，是立群从报章、杂志上替我剪存下来的，剪漏了的当然也还有，但要再收集，恐怕已经不容易了。从我现在的日记里面倒还可以查出一部分，特别是关于旧体的诗词。但我现在没有心肠搅这样的事。这些诗可以和《沸羹集》《天地玄黄》参看，作为诗并没有什么价值，权且作为不完整的时代纪录而已。”[15]51看来公开发表及后来收入全集的旧体诗不全，客观原因可能是郭沫若工作繁忙，没有足够的时间和心思把写好的旧体诗留存整理，所以得依赖夫人于立群从报章杂志上剪取保存；主观原因则是郭沫若对其价值不十分看重，在有些场合作的诗，只记入当日的日记里，并未全部提供出来发表。这样，自相矛盾的情况就是，既然郭沫若本人觉得这些旧体诗“并没有什么价值”，那他为什么又喜欢用这种诗体写作，占比远远大于同期所作新体诗呢？ 分析当时的具体情形，可能基于如下几方面原因：其一，正是由于工作繁忙，没有足够的时间和合适的环境在正常写作状态下完成诗歌创作，他采用了最拿手、最省时的旧体诗创作模式，因为对于从做对子发蒙读书的郭沫若来说，构思一首符合某种主题或场景的律诗或绝句，是很容易的事情，无论是原创、唱和、还是口占，都可以一蹴而就。从作者保留的这些旧体诗看，除个别属于古体诗类型外，绝大多数都是律诗与绝句。其二，跟郭沫若在国统区工作，需要与大量的国民政府官员、民主人士等交往有关，与他们的诗歌酬唱，只能选择旧体诗形式而不是新体诗。其三，采用旧体诗，能够通过用典、咏古、咏怀等传统表达方式，容纳更多传统文化信息，有利于与统一战线的各方人士拉近文化心理距离，寻求民族文化认同，传递全民抗战、共同维护国家统一和传统文化血脉根基的积极讯息。由此看来，郭沫若抗战时期的旧体诗，并非如他自己所说没有价值，无论是作品本身，还是在当时所发挥的作用，都不容忽视。诸如《归国杂吟》七首、《南下书怀四首》《铭刀》《闻新四军事件书愤二首》《感时四首》《抗日书怀四首》《九一八十周年书感》《贺十月革命二十四周年》《无题》《平生多负气二首》《钓鱼城怀古》《感怀》《祝新华日报五周年》《咏怀》《求仁得仁者》《反七步诗》《拟屈原答渔父辞》《叠和亚子先生四首》《咏史》四首等，从诗歌标题就可以看出其内容的现实性以及作者强烈的感情色彩。 在历史剧创作方面，郭沫若本人已经说得比较多，其面世以后在当时的确产生了巨大影响，现代的研究者论述也比较充分，笔者不打算多做赘述。总体上看，郭沫若六部历史剧的题材，其中四部选择了战国时代的历史事件和人物，他们都以反分裂、反专制的立场与作为而分为正反两个阵营，进行正义与非正义的斗争；而《孔雀胆》《南冠草》二剧，则突出了民族团结和爱国主义主题。这类题材的选择，显然是经过精心考虑的，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和宣传教育意义。郭沫若在作品中塑造的人物，尽管有着从先秦到明末的巨大时间跨度，但作者确立的正面与反面的标准却是完全统一的，那就是看他是不是具有爱国主义的言行、民族主义气节和敢于与分裂者、独裁者、妥协者作斗争，甚至不惜以付出生命作为代价。为了歌颂正义，强化社会教育效果，他有意识地虚构戏剧人物，让他们为维护正义而死，以增强戏剧效果和对观众的心理冲击力。在发掘与发展历史精神方面，郭沫若主张研究历史与创作史剧有着明显不同，历史研究必须实事求是，而史剧创作应该“失事求似”，他说：“史学家是发掘历史的精神，史剧家是发展历史的精神。”[16]501作为史学家的郭沫若，研究战国时期的史实与重点人物，意在发掘其背后的爱国主义思想、国家统一进步的历史精神；而作为史剧家的郭沫若，通过戏剧艺术形式，把这种历史精神与现实斗争需要有机结合起来，便是对传统文化精神的发展与弘扬。 郭沫若抗战时期散文及其他文艺形式的创作情况，由于篇幅限制，这里不再涉及。 在学术研究方面，郭沫若抗战时期主要集中于先秦思想史与历史人物的研究，代表性著作有《屈原研究》《十批判书》《先秦学说述林》《周易的构成年代》，及《青铜时代》《历史人物》《史学论集》收录的部分史学论文。从事学术研究，郭沫若一直有着明确的动机与目的，这就是他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序》中所说的“：对于未来社会的待望逼迫着我们不能不生出清算过往社会的要求。”[17]6抗战时期从事学术研究的情况，郭沫若在《我怎样写〈青铜时代〉和〈十批判书〉》中也有交代，他首先说“：我的从事古代学术的研究，事实上是娱情聊胜于无的事。假如有更多的实际工作给我做，我倒也并不甘心做一个旧书本子里面的蠹鱼。然而时代毕竟善于调侃，回国以来转瞬八年，时局尽管是怎样繁剧，国内国外都是一片烽火连天，而我在最近的两三年间却又得到了充分的闲暇，使我走起回头路来。”[18]466需要注意的是，这篇写于1945年5月的《后记》，字里行间流露出对蒋介石和国民政府一直对他不信任并不断设置各种工作障碍等做法的不满，牢骚意味明显。郭沫若从事古代历史的研究，并不像他在文中所说的那么简单与无聊，他本身也不是为研究而研究，而是带有明显现实意义的。接下来郭沫若又说“：回国以来担任了将近三年的宣传工作，后来又被改任为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五年来的‘文化工作’最近告了结束，我这两个集子也不先不后在这时完成，倒也是值得纪念的事。但我也须得多谢文工会的一些朋友们，是他们没有让我过问会内的杂务，使我得集中精力读书。”[18]467所言也许属实，朋友们让他从杂务琐事中解脱出来，有更多时间做历史研究和历史剧创作工作，其作用与意义会更大。但更直接的原因是，自1940年成立国民政府文化工作委员会后，郭沫若基本被闲置了，他时不时有被当成“花瓶”摆放在那里的感觉，既然文工会本身就没有多少重要的事情可做，故朋友们觉得他更无必要浪费精力和时间，去做那些不痛不痒的“杂事”了。 郭沫若的史学研究，现代史学界作了很多总结与评价，当然也引起很多争议甚至出现个别根本性否定的观点。郭沫若自己毫不隐晦其与流行观点包括“新史学派”见解的巨大分歧，抗战时期关于儒家、墨家等先秦诸子的研究结论，与一般的观点和结论差不多都是对立的。[18]467-468在历史人物评价上，郭沫若更是以“翻案”著称，他自己对此颇为自得，学术界由此引出的争议也最多。但这并不是郭沫若故意标新立异、惊世骇俗，他有自己一以贯之的研究动机、学术思想和史学方法。比如研究必须服务于现实需要，必须在占有充分资料并进行综合比较之后作出评价结论，必须以“人民本位”作为评价历史人物作用和历史事件价值的根本标准，这些基本原则是他从未动摇过的。即使在郭沫若自身的人生成长与学术成熟过程中，其20年代、30年代与40年代的观点和结论发生了许多变化与修正，但这些核心的学术理念在其整个学术生涯中，是一直得到遵守的。现代研究者看待郭沫若数十年积累下来的学术成果，不宜过于纠缠于某些技术粗疏或方法失误的细枝末节，而应该更多地把郭沫若还原到20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现实的真实场景中去，探寻他为什么要那样强烈地让历史研究服务于革命现实的需要，那样强烈地强调研究历史重在发掘历史的精神，那样紧密地将历史研究与历史剧创作结合在一起，实现发展历史精神的现实目的。只有明了这些郭沫若学术研究的重大问题，才能更好理解郭沫若在当时背景下如此作为的深刻缘由，从而全面客观地评价郭沫若的学术贡献和学术地位。 三、几点当代启示 今年正值中国人民抗战胜利七十周年。我们纪念这一在当时影响了世界政治、军事、文化格局，并在此后继续影响着人类文明进程与世界发展秩序的重大历史事件，结合当今国际秩序、中国发展与文化建设命题，郭沫若抗战文化的许多值得珍视的遗产，应该得到更好的借鉴和弘扬。 第一，大力弘扬郭沫若的爱国主义和现实主义革命精神。爱国思想是中华文明几千年代代相传的优秀传统，这是世界几大古老文明惟中华文明得以从远古延续至今而未消亡不间断的思想主线和重要原因。历代文化人所诠释所贯彻的爱国思想，并非只是忠于某朝某代某位君主，而是热爱能够传续中华文化血脉、推动社会进步的国家体制和政治体制。中国历史上出现过若干次改朝换代、国家分裂、异族入主，但传统文化中的爱国主义思想基因，都能够成为维护文化传统、促成国家统一的全民族凝聚力和战斗力，永葆中华文明的生命与活力。特别是当外族侵凌威胁到国家统一、领土完整、民族命运的时候，这种植根于深厚传统文化土壤的爱国主义思想与精神，就能够得到异乎寻常的张扬与践行，一代代仁人志士为之不惜洒血捐躯。 郭沫若抗战时期的言行，十分典型地体现了中华文化优秀传统的爱国主义与现实主义精神。从他“别妇抛雏”回国投身抗战，到八年间始终服从革命形势需要坚守在国统区领导文化抗战，再到他不计得失安危全身心地投入抗战的每一项工作，有力诠释了在他身上彰显的爱国主义与现实主义革命精神力量。上文论述过，抗战时期的郭沫若，在文化抗战上，实现了爱国主义与革命精神的有机结合，这是民族危难、救亡图存成为第一现实需要时刻，他必须这样选择和行动的内在逻辑。在纪念抗战胜利七十周年之际，中华民族正在为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梦”而团结奋斗，但国际局势并不太平，中国人民追求世界和谐、维护和平发展国际环境的愿望不断经受着干扰与考验，有些国家以领土主权争议为借口，试图复活军国主义，不承认侵略历史，美化侵略行径，祭祀战争罪犯，肆无忌惮地挑战战后世界秩序，这是值得包括中国人民在内的世界所有爱好和平的人们高度警惕和提防的。中国虽然因为饱受侵略战争之苦而倍加爱好和平，珍惜和平发展环境，但也不惧怕战争，我们必须秉持反战而不畏战的态度，绝不能容忍惹是生非者恣意妄为，滋长其挑战国家民族的尊严底线。只要我们立足现实，沉着应对，声张正义，做好不惜一战的充分准备，相信挑使者的野心就永远不会得逞，民族复兴的梦想就一定能够如期实现。 第二，大力弘扬郭沫若紧扣时代主题和核心价值的创作精神。文学史常识告诉我们，一代必然有一代之文学。古今中外文学史上做出贡献且占有一席之地的文学家，其创作必然反映时代内容，突出时代主题，揭示时代精神。中国文学史从屈原、杜甫到曹雪芹，其创作的成功经验莫不如此。郭沫若抗战时期以历史剧创作为代表的文学活动，从创作动机、题材选择、内容取舍到社会效果，充分显示了作者强烈的时代意识与文学使命感，及其服务现实需要、贴近普通民众的艺术风格。像《屈原》那样的历史题材剧，能够出现空前的演出盛况与轰动效应，能够受到中共的高度肯定并造成国民党的极大恐慌，就是其时代性、现实性的有力印证。即使是不被郭沫若本人看重的旧体诗创作，也非常集中地体现了作者的忧国爱民情怀、矢志报国的决心，并高度弘扬全民抗战、正义必胜的时代精神。从上文列举的那些诗歌作品名称，就不难看出这一点。“四万万人齐蹈厉，同心同德一戎衣”[9]45，讴歌的就是团结抗战、全民同心的那个时代最鲜明主题与核心价值观；“赴汤蹈火寻常事，拨乱扶危旷代功”[19]327，礼赞的就是那个时代最需要的爱国情操与大无畏牺牲精神。 在当今时代，文学艺术创作需要紧扣时代主题，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应该是不争的命题。文学的繁荣与发展，文化的建设与目的，如果没有突出的时代主题、丰富的时代内容，鲜明的时代特色，其影响与后果极其严重。表面的繁荣与炒作的喧嚣不是文学和文化的真正繁荣发展。文学艺术家应该力戒浮躁与名利诱惑，按照“三贴近”的要求，多写反映民众生活、体现时代精神、读者喜闻乐见的作品，让优秀作品、先进文化满足人们日益旺盛的精神文化需求。只有体现先进文化发展方向的文学、文化真正繁荣了，文学工作者与文化工作者才能像郭沫若那样，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无愧于文化艺术人生。因为郭沫若早就提出“：人民是社会的主人，是文化生活的创造者。本质的文艺本来就是人民文艺，这在任何民族都是文艺的本流，而且站着极高的地位。脱离了人民本位的文艺虽然借政治的力量可以博得一时性的月桂冠，但其实那是堕落。”[20]375-376这些话在今天依然具有强烈的启示作用与教育意义。 第三，大力弘扬郭沫若勇于探索创新和人民本位的学术精神。纵观郭沫若一生学术事业，始终充满怀疑精神与探索创新精神，笔者在《郭沫若学术研究的“疑”与“通”——兼论郭沫若学术精神与蜀学精神的一致性》一文中作过专门分析[21]，感兴趣者可以参看。这里需要着重指出的是，郭沫若自言在担任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以后及文工会被强行解散的几年，才有了比较充分的时间读书搞研究，实际情况并不完全如此。在整个抗战期间，他一直没有搁置历史研究，比如1939年，完成了《周易的构成年代》；1940年，写有《关于屈原》；1941年，出版了《屈原研究》；1942年，在旧稿《屈原的存在》《屈原的作品》基础上修改汇集而成《屈原研究》，新撰《屈原·招魂·天问·九歌》等文[22]，为其在这一年创作历史剧《屈原》奠定了坚实的学术研究基础。人们也许能够注意到，郭沫若关注屈原，是从20世纪前期学术界关于屈原其人是否在历史上存在的争议开始的，郭沫若30年代的《屈原的存在》，即为考证屈原是真实的历史存在、证明屈原是真实历史人物而作。郭沫若不仅在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研究上勇于怀疑旧说，不断探索创新，而且在研究理论与方法上敢为人先，像开创马克思主义史学、提出独特的古代社会构成与发展形态观点等，得到了迄今学术界多数研究者的认可。他还广泛涉及多个学术领域，古文字、考古学、思想史、古典文学、翻译学等，大凡新见迭出，成绩斐然，誉为“球形”文化巨人，可谓实至名归。 郭沫若学术研究最值得肯定和弘扬的精神，则是坚定的人民立场、群众观点，这在他的话语系统中表述为“人民本位”。郭沫若在《历史人物·序》中提到评价历史人物正邪高下的根本标准是“人民本位”[23]3；在《十批判书·后记——我怎样写〈青铜时代〉和〈十批判书〉》中提出批评古人的道理是“以人民为本位”的思想。[18]482那么，所谓“人民本位”的思想或道理，其根本内涵是什么？上述郭沫若《人民至上主义的文艺》文章已经把它阐述清楚了，主要包括创作者、研究者必须树立“人民意识”，提高人民是“社会的主人”的观念认识，人民是生活与历史的“创造者”，因此必须把人民摆在“至高无上”的位置，来看待和评判一切。这种思想观念，源于中国先秦时期的“民本”思想，而与今天提倡的“以人为本”一脉相通。国家的建设事业与社会改革，必须坚持人民本位的原则，把人民大众的积极性、创造性、主动性充分调动起来，真正体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发展意愿和利益诉求，让社会在共谋、共建、共享中实现真正的和谐与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