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党圣元(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文学院特聘教授)

任何一个时代的文学批评都是针对和因应当时文坛的现状与问题而展开的，无不体现出当时的时代精神和对文学的价值诉求，一个时代的文坛生态、文学风气的健康维系与发展，离不开这样的批评，而这正是好的文学批评之社会和文化职能所在。“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在我们看来，苏轼的文学批评正是体现了既是引领作用，又有匡正时弊指向的好的批评。

苏轼的文学批评散见于他的古文、书信、序跋等之中，无不立意高远、主旨突出、意蕴丰厚。唐人李翱在《答朱载言》中有云:“义深则意远，意远则理辨，理辨则气直，气直则辞胜，辞胜则文公。”我们认为好的文学批评文章应该做到如李翱所说的这样，而苏轼的文学批评便达到了这般境界。

文章应当“以体用为本”“有为而作”

苏轼反复强调文章应当“以体用为本”“有为而作”，应当做到“言必中当世之过”，以“有补于国”。苏轼的这种文学价值思想也体现在他的批评观之中。在《答乔舍人启》中，苏轼这样讲道:“某闻人才以智术为后，而以识度为先;文章以华采为末，而以体用为本。国之将兴也，贵其本而贱其末;道之将废也，取其后而弃其先。用舍之间，安危攸寄。故议论慨慷，则东汉多徇义之夫;学术夸浮，则西晋无可用之士。”苏轼这里所言之“文章”包括散文与诗歌。在这里，苏轼继承了杨雄、王充及苏洵的有关思想，以“华采”即形式因素为“末”节，以“体用”即作品的思想内容与社会功能为首要。此与苏洵论文不为“惊世绝俗之谈”，专主文“施之于今”的观点是一脉相承的。“以体用为本”是为了实现文章“有补于国”的价值目的，而为了做到“有补于国”，就必须秉持“有为而作”的写作态度，“言必中当世之过”，以充分发扬文章的社会批判功能。苏轼在《凫绎先生诗集序》中集中阐述了自己的这一文章观:“先生之诗文，皆有为而作，精悍确苦，言必中当世之过，凿凿乎如五谷必可以疗饥，断断乎如药石必可以伐病。其游谈以为高，枝词以为观美者，先生无一言焉。”凫绎先生即当时国子监直讲颜太初，为颜渊四十七世孙。苏轼认为文学必须充分发挥对社会现实的药石作用，此之为“有为而作”，并且明确批判那种“游谈以为高，枝词以为观美”的“贵华而贱实”倾向。要真正做到“有为而作”，就必须树立正确的写作目的，就是要敢于申发己见，抒发真情，而不是阿言媚性、炫才自售。苏轼曾言:“去岁在都下，见一医工，颇艺而穷，慨然谓仆曰:‘人所以药为?端为病耳。若欲以适口，则莫若刍豢，何以药为?'今孙氏、刘氏，皆以药显，孙氏期于治病，不择甘苦;而刘氏专务适口……而刘氏富倍孙氏，此何理也?使君斯文，恐未必售于世，然售不售，岂吾侪所当挂口哉?”苏轼在这里以医喻文，借医工之口所讲的“期于治病，不择甘苦”与“专务适口”实际上指两种截然不同的批评态度，体现了他对于什么样的文学批评才是好的批评的看法。苏轼还在一系列的议论中申言了同样的观点，如云:“儒者之病多空文而少实用，贾谊、陆贽之学殆不传于世。”(《与王庠书》)“战国之际，其言语文章，虽不能尽通于圣人，而皆卓然，尽于可用。”(《东坡应诏集》卷一)“酌古以御今，有意于济世之实用，而不志于耳目之观美。”(《答虔倅俞括奉议书》)均属是焉。从文学思想的层面来看，苏轼讲“以体用为本”“有为而作”等，在观念上实际更接近柳宗元所提倡的“辅时及物之道”。苏轼的这种文学批评观实际上与宋代的田锡、苏洵、王安石等人有相近之处。田锡论文重视经世致用的作用，欧阳修曾评价苏洵的文章“不为空言而期于有用”“薄于古而通于今，实有用之言”(《苏明允墓志铭》)。可见，苏轼的文学批评精神“以体用为本”“有为而作”与田锡、苏洵的文学主张有相互贯通之处。王安石认为:“所谓文者，务为有补于世而已矣”，“要之以适用为本”(《上人书》)，此与苏轼略有相似之处，但苏轼论文，重功用，也重辞章，而王则重事功而轻文辞，如云:“治教政令，圣人之所谓文也”(《与祖择之书》)，两人的文学批评观因此而形成了一定的差异，故当王安石因极端的重功用而在科举中罢诗赋而改试语义，按照自己的主张“使学者归一”，苏轼激烈地加以反对，这实际上是两种文学批评精神之间的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