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名要趁早！”

这种话说出口，当然会被人嘲讽名利心太重。可80年前30年代张爱玲此言一出，惊世骇俗。

张爱玲是特立独行的典范，30年代的上海，西方之风浸淫已久，上流社会年轻的女孩子崇尚西方生活方式，连日常也不自觉地模仿西方。张爱玲却将上辈压箱底的清末服饰披挂上身，成为校园里一道流动的“风景”。她我行我素，不大在乎别人如何评价自己。她骨子里有一种难以言说的自信，12岁就能公开发布作品的她，或许在她眼里，同龄人不过是懵懂的孩童。

同时，张爱玲又是自卑的，比如她极不合群，少年时期也只有一个好朋友炎樱。长大后，被一个渣男胡兰成左右了情感，她自述自己在胡兰成面前，卑微到了尘埃里。

张爱玲出身于没落旧贵族之家，父母感情不合离婚，父亲是个立不起来的官二代，最爱的事是抽鸦片。母亲是个缺乏责任的享乐主义者，打点起一箱子古董就出走了欧洲，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哪里管得了一双儿女年幼。两个不合格的父母养育出来的儿女，一个有着又自卑又骄傲的复杂，一个一生生活在怯懦、压抑和潦倒中。

现代小说家里，张爱玲是极有天赋的一位，长期以来，受她婚姻过往和个人意识形态的拖累，至少在这一时期的小说家群体里，张爱玲是被低估的，近些年来，人们才渐渐给予了她应该有的文学地位。

有人说过，生活的不幸、社会的动荡，对于个体或许残酷，但这恰恰是成就伟大文学家最丰厚的土壤，如果曹雪芹没有冰火两重天的命运沉浮，也许也就不会有《红楼梦》的问世了。这句话用在张爱玲身上也一样适用。不负责任的父母，家族的骄傲，经济条件的优越，可整个家族的精神腐朽而没落。这种撕裂和复杂的交织要么让人如同行尸走肉一般地活着，要么引发深刻的思考，张爱玲的父亲类似前者，而张爱玲显然属于后者。

这种复杂的交织同样体现在张爱玲的作品里，她的作品有几个特点：

一是张爱玲比较出色的作品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从女性视野出发，展现人性的压抑、扭曲、矛盾和强烈的冲突，无论是有知识的女性还是没有知识的女性，她们命运的改观都是通过婚姻的途径，张爱玲作品里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独立女性，所谓的聪明或者智慧女性，也不过是会利用婚姻或者说利用男人，这是张爱玲个人所处时代对她的影响。

有意思的是，她个人实在是一个经济独立的女性，她很能挣钱，经济独立的张爱玲精神上一直没有独立，她骨子里还是希望有依靠的，她既不会利用婚姻，更不会利用男人，她第一任的丈夫胡兰成甚至常常需要她资助，包括他乱搞女人都需要她来买单。她的第二任丈夫赖雅虽给予了她感情上的温情，可惜因为摔断了腿加上中风，早早地就瘫在床上，更是她的拖累。

二是张爱玲洞察人性很深刻，她往往通过婚姻、通过世俗的生活来剖析人性的最深处。她可以用极其细微的细节，来为她想要传递的信息或者目的服务。这一点很像《红楼梦》，当然，张爱玲对《红楼梦》是很熟稔的，还专门写了一部研究《红楼梦》的专著《红楼梦魇》，笔者认为她比一般的红学家都要深刻，而且她的英文几乎和母语一样好，她应该是最适合将《红楼梦》翻译成英文的人，可惜她自己对这件事不置可否。

作品的深刻反映了作者本身深入的思考，自然，这样的人大多孤独，这很张爱玲。

三是张爱玲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学艺术风格。

苍凉，是张爱玲小说的基本基调，她笔下的几乎每一个人物都是凉薄的，多少有些变态，在和人的关系上显得很疏离，其实这些人物他们内心有火热的部分，问题在于他们所处的环境，他们所营造的人际关系不允许他们流露太多这样的真实，于是个个收着、压着。这样的基调多少带着作者个人真实的生命体验。

悲悯，是张爱玲小说隐藏在表达背后的真实。她的人性终归是善良的，所以，她终究是做不出恶的，而且，对于生命，她很清楚地能看到那个可怜的部分，到最后，主题总会在这个地方收住或者戛然而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