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语言艺术的指称概念，“文学”之谓，世皆称用，而源变生成一直语焉不详。鲁迅认为，“文学”观念输自日本，译自英文。这一认识比较具有代表性，约定俗成，几成定论。但它割裂了“文学”在概念史中承继有序的内在文化逻辑，忽略了这一概念在异质文化冲突中的调适和转型，已偏离历史本真。事实上，颇具中国文化特征的“文学”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具有普泛的应用性和旺盛的生命力，承担着重要的社会文化功能，并在明清时期跨文化传播活动中，会通西方的“literature”观念，为进入现代学科话语体系奠定了坚实的学理基础。

称引“文学”，众皆推源于《论语·先进》的“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科。宋邢昺疏“文学”为“文章博学”。“文学”在《论语》中虽仅一见，但在先秦诸子文献中证例颇夥。荀子以“化师法、积文学、道礼义”为君子的标准；韩非则批评“修文学、习言谈”者不劳而获。而在墨子的观念中，“凡出言谈、由文学之为道也，则不可而不先立义法”，使言为文之道有“本之、原之、用之”三法。这是中国最早的文章技法观念。“文学”有“文献典籍”之义，又以“言谈”“文学”并举而含“修习文章”的特定意涵。可见，先秦时期“文学”已不单纯标示学术素养，也兼及文章创作观念的理性萌芽。

正是由于“文学”成长于先秦文化观念之中，而意涵指向“形诸文墨”精神活动的诸多层面，所以这一概念在之后的历史文化活动中得到了普泛的应用，并在不同领域的传播过程中经由选择、重构、赋义、改造，形成了鲜明的涵化特征。总的说来，大致表现在以下几个层面。

其一，以“文学”衡量学人的文章学术能力，可谓“文学之能”。自秦汉以来，“文学”作为重要的文化概念，一直承担着对缀文属辞之类书写技能的评价职能。史载，汉灵帝“好文学，自造《皇羲篇》五十章，因引诸生能为文赋者并待制鸿都门下”。“能为文赋”与“文学”的关系不言自明。《三国志》载曹丕事：“帝好文学，以著述为务，自勒成数百篇。”曹丕之诗“倾情，倾度，倾色，倾声，古今无两”，又有文论《典论·论文》传世，此所谓“文学”当有“诗文”之义。

“文学”的意涵因时代而变，但作为一种人才评估话语却是稳定的。南朝刘义庆著《世说》，录魏晋士人行迹，首列四门，一如孔门四科，其中“文学”一门分“学术”和“诗文”两部分内容，谈玄论法、品藻人物、雅论诗章，成为中国文化史中重要的构成内容。后世“世说体”文本代不乏例，承担着唐宋明清正史之外文化生活的记录，也影响着“文学”观念的普及和深化。

其二，以“文学”称谓负责教育的行政职官，可谓“文学之职”。汉魏六朝时期，“文学”作为评价士人典献文章才能的标准融入官学体系。汉武帝崇儒术，立太学，延博士，广察举，以“贤良文学”的职官标准选举太学博士，并以“好文学”补博士弟子，给汉代政治带来“文质斌斌”的生态变化。与太学相踵，“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名之以“郡文学”“郡文学掾”“郡文学史”。唐代设司经局，其中“文学三人，正六品下，分知经籍，侍奉文章”；地方官学中府郡置经学博士一人，掌以“五经”教授诸生，德宗时改为“文学”。汉制官学深刻影响着封建社会国家教育的发展。由此，“文学”具有了“教育”的意涵，但这并不意味着此概念剥离了“立言为文”“通晓典献”的学理意义。

其三，以“文学”标示科举活动的性质差异，可谓“文学之科”。隋唐以降，科举代有沿革。但无论科举发展过程中，形式、内容、标准和原则如何变化，它往往被称为“文学”“文学之科”，或简称“文科”。此为科举称谓之通约。以“文科”称谓科举始自中唐的武科举，为作区分，则有“文科”“武科”之称。至有明一朝，“吴元年设文武二科取士之令”，“成化十四年，从太监汪直请，设武科乡、会试，悉视文科例”。所以，“文学”和“文科”在科举时代具有互文性特征，这也是“文学”概念在中西会通中经常以“文科”一词替代的原因。

其四，以“文学”划分精神活动的学术类属，可谓“文学之属”。随着文化活动的逐渐复杂，其学理划分成为历史必然。刘宋元嘉十五年，文帝留心艺术，立儒学、玄学、史学、文学四馆。四学分列，“儒学”和“文学”不再同一而论，“文学”以独立姿态进入学术史，拥有了学科上的体认价值。这些观念催生了中国典籍分类法上的变化。受此观念影响，范晔在《后汉书》中另立“文苑传”，与“儒林传”并列。“文苑传”著录的人物，多以“能文章者”“善为文”进行评价。近人钱基博云：“自范晔《后汉书》创‘文苑传'之例，后世诸史因焉。”其后正史亦多作“文学传”或“文艺传”，而冠以“文学”之名者近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