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视个人的权利，倡导自由平等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激荡起重新建构文明新秩序的现代思潮。女性解放与婚姻自由在中国于是逐渐成为社会主潮。世人开始对司马相如的为人和行事产生共鸣。对相如、文君故事的正面解读似已成为当时社会思潮的主流，并因此对中国新文化运动中的巅峰人物如郭沫若等的崛起，有着直接的作用。

1919年9月11日的《时事新报·学灯》首次出现了“沫若”这个名字。郭沫若自己对这个笔名的解释是：“沫若”（Mei Jo），是指故乡的沫水与若水两条河。在司马相如散文《难蜀父老》中“故乃关沫若，徼牂柯，镂零山，梁孙原”有“沫若”二字，可能就是沫水与若水二河名称的开始。需要强调的是，“沫若”这个现代文化符号所隐含深沉的传统印痕，是非常值得深入研究的一个话题。远在异国，回眸故土，“故乡的两条河”即大渡河以及流入大渡河的雅河，引发他诸多联想。或许可以说，“浑身充满创造气”的郭沫若的文化性格，极有可能就是深受司马相如在《难蜀父老》中“盖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后有非常之功。非常者，固常人之所异也”[1]的影响。马积高教授的《赋史》对司马相如大赋艺术特色的概括是“其奥妙全在于气势”；而郭沫若“女神时期”的绝大多数诗作、甚至包括他的其他代表作常常轰动一时，奥妙之一也应该“在于气势”。郭沫若对自己的乡邦前贤，是充满敬意的，如他在《蜀道奇》诗中所言：“文翁治蜀文教敷，爰产扬雄与相如。诗人从此蜀中多，唐有李白宋有苏。”[2]

郭沫若于1923年问世的话剧《卓文君》，让汉代蜀中才女卓文君以一个叛逆女性的现代形象重新出现在中国人面前。该剧对反对封建礼教、反对封建专制制度、争取人格独立和婚姻自由的“叛逆女性”卓文君予以充分的肯定和高度的评价。两千多年前的“乡贤”司马相如“非常之人”的文化性格，再次进入新文化运动战士的视野。在该剧的创作者郭沫若眼中，文君私奔相如是对旧式道德的完全背叛，是冲破中国封建罗网的“很好的标本”[3]。可以说，历史话剧《三个叛逆的女性》（包括《卓文君》），是诗人郭沫若青春热情外放性格的呈现，亦是新时代反封建斗争的需要。

据“创造社四大台柱”之一的成仿吾回忆，郭沫若曾经打算将《卓文君》以《司马相如》为剧名面世。为此，郭沫若曾写信嘱托把《卓》剧题目改为《司马相如》，但是成仿吾则认为无需更改，以后续作时再用别的名称，这样把原名留下来了。[4]郭沫若欲将《卓》剧以《司马相如》为题发表，正是因为剧中对司马相如充满正面的肯定，如描写卓文君对司马相如才华的倾慕，设计了“高山流水”觅知音等情节，使得相如文君故事合乎历史逻辑而不落入“劫财劫色”的俗套。

此外，郭沫若在《我的少年时代》等“自传体”作品中，大量甚至有些刻意突出和渲染自己的少年性心理活动，这都让人们想起唐代刘知几在《史通·序传》中对司马相如的评价：“窃妻卓氏，以《春秋》所讳，持为美谈。”[5]郭沫若花费过相当多的功夫对司马相如进行研究，如认为《远游》并非是屈原的旧作，其实是司马相如《大人赋》之草稿等论点，在学术界有很大影响。郭沫若还在1957年题词邛崃文君井公园：“反抗封建是前驱，佳话传千古”，极力赞赏司马相如与卓文君。

1926年，鲁迅先生在厦门大学讲授“中国文学史”，为此编写了著名讲义《汉文学史纲要》，其中《司马相如与司马迁》一章明确指出：“武帝时文人，赋莫若司马相如，文莫若司马迁。而一则寂寥，一则被刑。盖雄于文者，常桀骜不欲迎雄主之意，故遇合常不及凡文人”[6]。在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中，有很多德才兼备的知识分子茕茕孑立，怀才不遇。鲁迅先生的人生际遇大概亦是如此。他对司马相如的人生与创作的感慨，化用他使用过的一句话，即是“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

作为当年探讨中国文学史的首席作家鲁迅，面对汉代司马相如的浪漫不羁、反抗权贵与挑战流俗等品质与才情，当是心潮激荡。无疑，两千年前的司马相如在彼时叩响了一个思想启蒙家和新文化运动战士的心扉。鲁迅在社会巨变与自我人生转折的十字路口曾经反复思索“我今后的路还当选择：研究而教书呢，还是仍作流民而创作？”[7]而在“革命文学论战”中，鲁迅也曾腹背受敌；加上“女师大事件”以及与许广平关系引发的“流言”等等，使其最终选择“逃亡”岭南。了解了这段历史，就更容易理解为什么鲁迅著述多次引用司马相如作品，甚至手书其《大人赋》中辞句馈赠章川岛；也更容易理解鲁迅先生对司马相如的“傲诞”为人、“不欲迎雄主之意”的个性尊严，特别是“精神极流动”的作品气韵的高度赞赏——因为这些都与鲁迅先生当时的处境、心情相暗合，即如他在1932年的一次讲演中提到的“所以帮闲文学又名篾片文学。小说就做着篾片的职务。汉武帝时候，只有司马相如不高兴这样，常常装病不出去”[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