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恽（1227—1304），字仲谋，元代前期文学家。有《秋涧先生大全集》行世。师从大儒王磐，曾得元好问指授，文学上一生追摹元好问。他著述丰赡，各类文体皆有涉猎，其散文中有很多对文学理论的思考与探讨。王恽身处此时代，常常反思二师教导，奋笔创作，揣摩文法。当前学界对王恽的文章功用论、审美观都有了一定研究。而在文学本体观和散文文体论方面，目前研究者尚少有涉及。

中国文论中很早就有对于文章体类的辨析：较早的文章辨体是诗赋两种文体的辨别，在刘向的《别录》、刘歆的《七略》中，诗赋已分列，扬雄对诗赋也有明确的文体划分意识。曹丕《典论·论文》将文分为八体，各有特点。其后陆机的《文赋》采用十分法，对各种文体特点的概括更加细致，指出“诗缘情而绮靡”①，在“诗言志”外开了“缘情”一脉之先声。刘勰《文心雕龙》对每一种文体都做了正本溯源的论述，指出创作特点。蒙元前期成体系的、较有代表性的论者是郝经，他将文章分为易部、书部、诗部、春秋部四部共七十二类，这种分法极致详备，但也有琐碎之嫌。王恽对文章文体的探讨相对零散，但对认识元人的文章辨体意识很有价值。

首先，王恽的文体观中以经、史为正体，而以杂文等为小道。《屏杂说》细致论述了文章正体与杂学小道的区别：

戊子夏六月庚伏有七日，发藏曝书，得杂文百余帙。睨而视之，皆予稚岁所阅习，多曲学小道，废日力不少，不觉喟然曰：“两汉而下，学无师传，安宅旷而弗居，正路舍而弗由者，其我之谓乎？使君老而困，困而无所成者，职此之由，务于初而害其大之为也。”……天其或者果汝之贤，而有全经全史在焉，溯流探源，采剥其华实，咀嚼其膏味，少有所得，以之修身齐家，推而及于物，将见终身有用而不克尽者，尚何以他为哉？②

这里所说的经、史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文学体裁，但这样明确的以“经史”为正、以杂文为曲学小道的文体观，昭示了他在文体选择上的偏好。他要求文学作品在文章体裁的选择上要倾向于先秦两汉以经、史为典范的文体，如诗、书、颂、议、论、训、诰、誓、命等，而轻视书写情怀的辞赋、散曲，甚至是描摹市井百态的杂剧等。王恽这种正统的文体观源于他的家学师承、学术底蕴、人生经历诸多方面，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他的传统儒家身份和理学的内修心理，决定了他对传统文体的选择。更深刻的原因在于，元代上层统治者提倡实用，反对“无用”之学。元代的文化政策始终偏向于实用主义文艺观，元朝科举标准一直是“试艺则以经术为先，词章次之，浮华过实，朕所不取”③，因此，元人始终“忧贱生于无用，而呼吁有用之文”④，王恽重经史而轻小道的文体观与政治导向息息相关。

其次，王恽辨析了各种文体功用，提出了不同文体的创作要求。从《典论·论文》至《文心雕龙》对文体的辨析都伴随着对其文风的鉴别与创作方法的讨论。王恽的文体论多是针对一些实用性文体，他的评论主要是从各种文体的功用、风格、创作方法等方面进行的。

《秋涧集》卷四十四《自得》载：

志者，发其心于内，故纳诸圹中以告化者。碑者，表其德于外，故植诸神道以鉴来者。又曰：“志者，纪其心之迹也；碣者，揭其事之著也。”⑤

又，卷四十五《迁固纪传不同说》：

余故曰：子长之所以纪，笔削历代之史也。其意盖以历年相承，不可中阙，犹存夫以月系时之法也。孟坚之所以传，先汉一代之史也。余故曰：二体有不得不然者矣。若宋儒之论，恐求之太过耳。⑥

又，卷九十三《玉堂嘉话》卷一：

洛阳竹斋先生李得之云：“制、诰二体不同。宣辞必须散，诰辞乃用四六。今宣词皆作四六，非也。盖宣则王言亲谕，诰则牒奉敕行。如蔡正甫作《道陵谕孟宗献辞》云……其诰如狄梁公、颜少师、李文饶等词，唐人纯用四六是也。”⑦

又，卷九十六《玉堂嘉话》卷四：

鹿庵云：“青词主意，不过谢罪、禳灾，保佑平安而已。”⑧

以上引文，论及了志、碑、碣、纪、传、制、诰、青词等文体。从文体功用的角度看，王恽认为：志的作用是“纳诸圹中以告化者”，碑“表其德于外，故植诸神道以鉴来者”，碣“揭其事之著也”，青词“谢罪、禳灾保佑平安而已”。这些文体是人们经常使用的应用性文体，王恽对各种文体功用的把握是准确的，志侧重于记心迹，碑重在表品德，碣重在写事迹，青词用在谢罪保平安。对于史家常用的纪传两种文体，王恽认为司马迁和班固对这两种文体的使用，与他们各自所写内容与所处时代有关。司马迁《史记》写的是历代之史，重在于“史”，需要历年相承，以事系时，所以用“纪”体；而班固《汉书》所写只是一代之史，重在写一代人事，所以用“传”体。